探寻客观事实最精确、最锐利的方式是数据
新华网：本书开篇谈及美国的数据文化发展肇始于“人口普查”，而在中国欲使“数据文化”深入社会肌理，是否还有类似美国“人口普查”那样影响深远的公共事务推动？或者说从哪些领域切入能更快更好地普及数据文化？
涂子沛：美国建国初始的“人口普查”为什么受到关注，是因为他把其和权力分配创新性的结合了起来，美国是联邦制国家，人口越多的州权力越大，每个州只有把 人口统计出来才能更好的获得在权力体制内的发言权。所以美国重视数据最开始其实是源于权力分配需求，后来影响到政治制度、机构架设、辅助政府决策，最后波 及到文化、社会、艺术层面，因为数据量太大催生了各式各样的创新。
但这些不是偶然的，美国的建国先驱很多有理工科背景，杰斐逊做过土地测量员，华盛顿也是，富兰克林更是科学家，他们经过长期的辩论确立了美国的国家制度这个顶层设计，美国宪法里有那么多的数据都是有根据的，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。
目前社会统计文化已经很普及了，能够策动形成数据文化的点有很多，现在是中国社会重建、重新认识数据文化的一个很好的起点。
新华网：您特别提出“中国社会要将‘大数据’这个科技符号转变为文化符号”，两个符号的差异是什么，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转变？
涂子沛：科技文化是一个小众文化，某种程度上是“高大上”式的精英文化，比如PM2.5，普通人没几个能真正搞懂这个符号或分子式是什么意思。但一说到文化符号，比如龙、长城自然而然会知道这代表中国，这就是文化符号的力量。
科技符号变成文化符号是为了把小众变成大众，大众会自觉地产生数据意识去使用、关注数据，形成“尊重事实、追求精确、推崇逻辑和理性”的文化。我们有很多 方式去探寻客观事实，可以用文字、色彩，但最精确、最锐利的方式是数据。数据代表计算，是对客观世界的记录和测量。东方哲学里重视意象、意境、宏观叙事、 大而化之，这是东方文化的特点，中国文化里天然匮乏数据的因子，不成系统所以逻辑性不强，太散，如果成系统就是有生命的东西。
新华网：在书中您对“中华民族复兴指数”这项曾引起广泛社会讨论的话题有专门的论述及观点，您认为“民族复兴是可以量化”，这个观点的支撑是什么？面对“大众的哄笑”，社会科学工作者如何去消解与公众观念之间的隔阂？
涂子沛：我是态度鲜明的支持量化的，关键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模型。首先要厘清一点，什么是社会科学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用数据量化社会现象，没有量 化就没有科学。（新华网：任何事都可以量化么？）什么事情都可以量化，但是量化的结果取决于量化的手段，我们现在还不能做到完全精确的量化。但量化社会现 象并不意味着绝对精确，而是要提供一个参考坐标。就像我在书中写到，量化民族复兴需要很多指标，当你的指标设计得足够好，足够全面、科学的时候就会有一个 结果出来，可能是62.74%也可能是其他。我们嘲笑的是怎么会有0.74，这恰恰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不了解数据，不了解什么是社会科学。这个小数没什么 值得嘲笑的，真正应该质询的是这个模型建得好不好，全不全面，我认为需要多个机构进行量化研究，有竞争才会有更好的数据模型出现，把这个现象量得更准。美 国的数据量化文化也是经过很长时间，在互相竞争质询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的，
新华网：会不会产生“数据迷信”或“唯数据论”，走入另一个极端？
涂子沛：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，你说的这种现象也非常有可能发生。所以说需要多个模型而不是一个，这样才能精准。“无测度、无管理”，没有量化的东西没办法 管理，中国人长久的认为混沌的东西也可以管理，怎么管理呢？凭感觉？经验？为什么说数据是科学的基础，科学化是什么，就是数据化、量化，这样才能监控他的 进程。如果你认为民族复兴是项工作，需要监控那就要去量化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