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社会转型的紧要关头，中国，作为正在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，被历史赋予前所未有的机遇。
这是涂子沛在其新著《数据之巅》中的一段话。涂子沛是全球知名信息管理专家，他所认为的"中国机遇"，指的是大数据。
2012年，《大数据》一书将大数据概念由专业性领域推向了公共话语空间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经向省里从事财政工作的干部推荐此书。"大数据"这个带有技术性的词汇，也逐渐被普通读者所了解，作者涂子沛被业界称为中国大数据概念的首要推动人。
涂子沛认为，伴随智能社会的到来，地平线上正在出现一些新的方法来解决一些老问题，这些方法不是钢筋和水泥，而是软件和数据。中国应该增强数据的记录和使用意识，把握并充分利用好这一后发优势。
当前，中国大数据发展到了什么阶段?具备哪些优势?如何应对挑战?本刊记者就此对话涂子沛。
大数据不只是"量"大
在中国，大数据被广泛热议至今已过两年，其受关注度不断上升，涂子沛多次应企业及政府部门的邀请作演讲。他曾表示，大数据项目5年内会在中国遍地开花，现阶段正逐渐步入应用领域。
《支点》：在您的印象中，大数据概念从最初传入中国至今，业界以及舆论界发生了哪些变化?
涂子沛：2012年，国内对于大数据的讨论非常少，我的《大数据》一书在国内首先倡导这个概念，引起了社会关注。2013年，大数据开始频频见诸报端，我自己也接到多场讲座邀请，我能够感受到中国社会对新技术和新理念的渴望。现在，大家都在谈大数据，知识传播很快，还出现了很多关于大数据的应用。最近，上海市筹划建立大数据管理局，表示要开放数据，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。
《支点》：不论是从概念普及还是从应用层面，您认为大数据在中国目前处于什么阶段?
涂子沛：技术发展有一个过程，先是普及，热了一段时间后会冷却，然后进入应用的瓶颈期，继而在应用层面突破之后，又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中国社会关于大数据的概念普及阶段已经完成，例如对于"大数据并不是万能的"这样的讨论也不时出现，这是冷却的标志，标志着我们要开始进入应用层面。
不过关于概念普及需要强调的是，由于大数据本身带有技术特性，白领精英可能认识得深刻些，对于最广大的普通公民来说，大数据概念可能还停留在词语的层面，是被动认知，而不是主动获取的。我在《数据之巅》中也提到，大数据的建设需要顶层设计，自上而下地进行。对政府官员来说，从认识层面就应该知道决策需要数据，管理需要数据，一切从数据出发。
《支点》：大数据的"大"如何理解?比较而言，和之前的数据挖掘与分析在商业中的应用有什么不同?
涂子沛：要知道，我们原来所说的数据大是指数据量大，是有很多很多数据，但大数据不只是"量"大，还包括多源数据、实时数据等。但最根本的，还是这种数据体现出来的大的价值。
多源数据是对同一个事情有多个源头的数据进行多个维度的描述。举个例子，北京师范大学有一位女孩，吃饭时用的钱很少，校方通过数据挖掘认为她有经济困难，但实际上这个女孩在减肥。所以，我们需要多个源头的数据互相印证，这样就不会出现类似美丽的误会。再如一个人的信用，交不交水电费、银行贷款有没有还，这些数据都来自不同部门，如果汇集起来，分析的对象就会更立体，更接近真相。
实时数据也很好理解，因为以前很多数据是滞后的，时效性不强，数据的效用就大打折扣。现在技术上有很好的手段，马上就能够把数据记录下来并拿出来用。从这个角度上看，大数据不仅是量大，而且还多源且实时。正因于此，大数据才有大的价值，才可以用以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。
变革商业和社会
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，再到精细型经济，数据的力量逐步彰显，它不仅升级了传统商业模式，同时也在助力更智慧的社会管理。在涂子沛看来，大数据不仅仅是技术现象，而且能够带来商业变革和社会变革。
《支点》： 在您看来，何种机构有数据资产?政府和企业的数据资产分别可以用来做什么?
涂子沛：所有的机构，包括个人，都有数据，但很多数据是死的。所谓死的数据，例如纸张上的数据，没有电子化，就难以整合、挖掘和应用，利用价值不大。
今天的电商，他们因身处互联网时代而占据天然优势，从商业活动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数据累积，拥有大量的数据资产。以新媒体为例，他们的数据量是极大的，例如视频、图片、文档等，都累积了丰富的数据。
不过，我们在谈大数据的时候，一定不能过多强调"数据量"。比如，传统银行业、保险业的数据量都很大，只是他们普遍还没有把数据利用好。这里有很多原因，比如它们长期是高利润行业，并没有驱动力让他们意识到要把数据用好。
事实上，数据使用是基于精细化竞争带来的结果，现在西方社会已慢慢进入到精细化竞争阶段。虽然我们的经济发展仍是粗放模式，但可以看到，现在很多企业已开始强调精准营销和数据分析，这是个好现象。
《支点》：大数据如何升级商业模式?请您举例说明。
涂子沛：首先，数据本身变成商品，就需要买卖和交换，这是数据拥有权和使用权的转换。我在2012年就提到，淘宝、阿里巴巴的数据，是可以对外开放的，以收取年费的形式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使用。这种形式在美国已经比较成熟了，商家将数据开放给第三方使用。比如一个小企业想贷款，它需要证明自己的收益很好，收发快递的多少可以从侧面证明其收益情况，它可以授权银行去美国的UPS(注：美国一家全球性的快递公司)查询它收发快递的数据记录，那么银行就可以到UPS去查，但银行需要付费， 这时候数据和使用权就产生了经济价值，新的商业模式就出现了。
《支点》：据您了解，国外对于大数据的应用在哪些领域更为显著?中美发展的差距在哪里?
涂子沛：大家知道，很多国家都已经将大数据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，例如美国在2012年就提出了大数据战略。目前在中国，虽然广东、上海等部分省市已经在大数据方面有所行动，但整体来看还没有太大的动作，这应该是政策层面的差距。
在科技水平方面，目前中国使用的数据分析软件很多来自于国外，国产的并不多，例如在数据可视化方面，中国就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国有品牌。
社会应用方面也存在差距。国内以前不太注重数据记录，也不太注意使用数据，没有把数据真正当作决策依据，而是认为符合自己利益的时候，才拿出来用。对大数据来说，是把它当作服务于决策的工具，还是把它当作决策的基础和依据，两者的内涵完全不一样。
法律完善双刃剑
2013年，美国棱镜门事件刺激了全球数据安全的神经。对于许多个人来说，亦开始有消费者逐渐厌倦其消费信息的"被挖掘"。信息技术的发展的确极大降低了信息存储成本，个人的点滴信息随处都留有痕迹，形成数据影子。人们在享受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，也开始感到莫大的恐慌，究竟是谁动了我的数据?
《支点》：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大数据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被神话，数据的质量和不开放都将成为其发展瓶颈，您如何评价?
涂子沛：我一直在做数据开放的推动工作，倡导政府开放数据。政府数据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数据，例如人口数据、天气数据、地理数据等都是最基本的信息来源，政府应该拿出来开放给整个社会使用。开放数据不仅是政府要做的工作，商业机构也应开放他们的数据，有选择地向用户开放，例如之前说到用户利用消息记录去分析自身的消费行为。
数据记录了人的行为，利用数据记录就可以进行行为分析，从而可以优化消费行为，甚至包括饮食结构，例如我上个月的卡路里是不是太高了等等。你需要把这些信息提交给专家分析，这自然就催生了第三方机构。但这个过程还需要法律的完善，也就是说数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放，哪些数据不能开放等。
《支点》：在这个过程中，如何在数据使用和隐私权的保护上达到平衡呢?
涂子沛：这是一个双刃剑。公司收集你的行为数据，因此可以给你推送你需要的产品，你能从中得到好处，但同时你的隐私遭到侵犯，该怎么办?最后的演变一定是商家要把这个权利交给用户，让用户来选择全部关闭还是接受对你的数据进行分析?如果用户有选择权，在他同意后，商家才能对用户数据进行分析。这需要商家对用户的尊重和自觉，但商家要追求利益，尊重和自觉不会从天而降，大家要对他们说"不"。 只有推动立法者立法，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。
《支点》：无可否认，大数据时代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，您认为中国现阶段需要怎样做才能抓住机遇?
涂子沛：数据正变得越来越丰富。如何统筹整合这些数据，对每一个国家都是考验。面对海量数据，我们需要制定数据标准，需要建立数据治理的部门，有了标准和部门，才能对数据进行有效统筹。遗憾的是，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很好地做数据统筹工作，数据仍处于相对隔离状态。
其实，在利用大数据方面，中国具有很好的后发优势。举个例子，美国用了几十年的努力，才建立了全民信用制度。今天，因为客户的交易流水数据，阿里巴巴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可以决定是否发放一笔贷款。充分利用无处不在的数据，中国的全民信用体系就可能在较短时间内以较小成本建立起来。
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做好顶层设计，例如需要建立一个数据治理部门，来统筹制定各行各业的数据标准。
